其次，由于官本位的缘故，在任官员掌握了社会上最多的资源，而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，依然强固。无论官员本身是否参与，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，无论做什么，只要在这个官员的影响力之内，都不言而喻地会得到人们的照顾。如果这些官宦子弟经商，只要打出父辈的招牌，往往就会一路顺风，获得平民子弟望尘莫及的便利。在改革初期，很多高干子弟往往喜欢利用父辈的余荫去下海经商，获取经济利益。这些人有的是官商，有的是私商，但无论官商私商，他们经商的轨迹，往往有权力的阴影。即使少数人真的如他们所说，上升或者致富，是由于自己的才干，由于大环境如是，依然难以令人口服心服。
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，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，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。但是，这样两种明显的不公平，加上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，必然使得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。事实上，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，这也包括人事资源，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，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。跟平民相比，官员的后代，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，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，变成c裸的有权者通吃，那么，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，是不言而喻的。”
我说：“姐，你说得很有道理。”
她继续地道：“这样的现象这其实说到底还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。虽然说一个现代的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，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。但是，在没有改变之前，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来自帝制时代的传统。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，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，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。不至于让平民的精英因没有上升渠道而永沉下僚，因而心生怨恨。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，就是以国家之力，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，并严格执行。同时，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。
当下，存在一种相当危险的思想倾向，即在官员选拔中，引入所谓世袭的政治可靠的因素，人为地在官员选拔中，划分出莫须有的自己人界限。这种倾向，如果不是某些势力刻意为官二代进入仕途并快速上升造势的话，那么就是政治上的超级糊涂。这样做，事实上在官二代和平民之间，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，除了激化官二代和民众的矛盾，让仇官情绪更加高涨，没有任何好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