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朱熹称为道学六先生，便是理学的渊源了。当然令人尴尬的是，尊孟的理学里混入了司马光这个尊荀的异类，也说明了理学对孟子的态度。虽然理学是后世眼中的正宗，但在宋朝远远不是，影响真未必比李觏大。从王安石变法，司马光反对，思想便分为两支，后人称为改革派和保守派，宋人则以新旧区分。而开新旧之争的王安石和司马光，都与欧阳修渊源非浅。影响他们思想的，最主要的人又是范仲淹。越是在这个年代跟这些人接触得多，徐平越来越把握住一些思想脉络。宋人尊韩愈，理学一脉大多都是在野，基本没有执掌朝政的机会，实际上与政治的关联不大，学问在性命功夫。之所以尊孟，是继承孟子的性命理论，真正的内容，是把佛教的心性学说加了改造，融合到儒家中来，后人所称援佛入儒。这也是从韩愈发端，讲性情分别，用儒家的性情来与佛家的心性说对抗。欧阳修思想上是继承这一脉的，但离原始的孟子思想更近，认为性善性恶不必深究排佛抑道特别坚决。司马光和王安石，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。心性在宋朝，特别是在北宋，在读书人中并不是主流。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讲实学，讲实际的政治民生，而不是袖手谈必性，讲求个人修行。理学的意义更大的是在虚的哲学意义上，对佛教哲学的吸收融合，断了佛教在社会上层中文化上的根。宋朝儒学的主流是范仲淹建立起来，以易和春秋为宗的治国理论。对自身严格要求，关心民生疾苦，道之所在，奋不顾身。在学问上面范仲淹显得粗疏，但正因为粗疏，也就没有破绽，一些大的原则，怎么说都是对的。他留给后人的，是一种精神，这种精神激励后人。至于真正的精细学问，反而不重要。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，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，都是继承范仲淹这种精神的。他们的分歧在治国之道上，这个治国之道的思想来源就杂了，李觏就是其中一大派。自己要推动改革了，徐平自然会留心古今的历次变法革新。看得多了，便就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影响深远的变革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。商鞅变法是法家的实践，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动汉化，王安石变法不用讲，意识形态冲突的色彩特别浓烈。把意识形态不当一回事，认为能一言出天下景从，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，搞改革就是自己向火坑里跳。后世讲历史上的改革，往往略掉意识形态的冲突，这样做的原因多种多样。至于把改革中的各种势力分为几个利益集团，认为反对者只是因为利益受损才反对，无非是把历史庸俗化，跟戏曲中用脸谱代表几个人物一个道理。利益受损肯定会引起反抗，但支持的就是得利的，反对的就是利益受损的，把政治当作小商人做生意，就是嘲笑人类智商了。把历史人物庸俗化，把历史事件简单化，把历史进程虚无化，徐平前世闲着没事跟人聊天自然无所谓，发帖子吹牛也无非是闲气。但自己置身这历史洪流中，再没有觉悟，用游戏的心态看历史，那就要活该被历史大势碾成尘土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，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，生产关系构成了经济基础的最主要内容，这种变化就要在上层建筑中表现出来。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，政治结构变动困难，首先就是反映在意识形态的改变上。意识形态没有动静，就说明了改革的时机不成熟。强行推动，成功了就是商鞅被车裂的下场，失败了则死无葬身之地，有一个王莽现在还被嘲笑呢。现在万幸的是，范仲淹的出现，他的受人拥护，说明了意识形态到了重大变革的时候，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内在需求。只要顺应时势，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，推动社会变革的进行。正是因为变革已经成了时代的呼声，富国安民策出来，连吕夷简也能欣然接受。正是因为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，徐平才不担心自己的一番心血付之东流。但是如果不能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，不能统一思想意识，改革终究会有波折。徐平最怕的就是政策在别人的手里变了样，生财之道成了敛财之术，坏了名声，自己再从头来过就困难了。更怕因为政策出了偏差，连带自己前面的努力也都白废了。范仲淹离京，现在由高若讷和姚仲孙两个谏官同管勾国子监，京城里也没有学术上让人信服的大家，正是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好机会。让机会白白溜走，他真地不甘心。天理人欲合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基础，用徐平前世的话讲，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正义的，是当前施政的主要任务。国事民事合一是绕过义利之辨，官方的利益诉求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是统一的，可以齐头并进，并不相互背离。这两句话都能从经典中找出依据，并发展成系统的理论，这正是李觏的拿手好戏。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，便就有私利与公利的分别，有了两者的辨证统一。公利本于私利，而又不同于私利，最终的发展成果还是要落实到私利上去。协调公利与私利的，便就是儒家的根本“礼”，这也是李觏思想的核心。“礼”是原则，法律是具化，两者之间有根本上的联系，又有不同，同时对社会形态起着规范作用。如果能够把这些放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，那么改革就顺理成章了，不再会因某个人或者某项政策的失误而半路夭折。徐平费尽心力编了富国安民策出来，书编成，却又发现这不是自己最紧要的任务了。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，政策可能最后会变了味道，走到自己也说不清的方向上去。只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，才可以说是立了万世之法。人世间的事情便就是这样，做成了一件事情，却发现目标永远在前方。奋斗的路上不缺乏成功的喜悦，但总是伴随着失落，也正是这种失落，予人永远向前的动力。第202章 换相上崇政殿里，赵祯满面春风，吩咐小黄门上了热茶，给几位宰执大臣赐座。万万没想到，一直对徐平有偏见的首相吕夷简今天会改变态度，不但同意想办法给河南府兑付飞票，而且主动要求扩大新政的试行范围。今日早朝，已经初步定下来，下年试行京西路新政的地区扩大到京东路和两淮，以及开封府。赵祯自小就受到良好教育，但帝王所学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，侧重于经术和各种先圣古典，以及古今史事，具体的治世之学就远比不上臣僚了。给赵祯讲学的，从孙奭到冯元都是皓首穷经的人物，加上最近为天章阁侍讲的贾昌朝，明显偏向易、春秋和尚书等经籍。赵祯是个好学生，不但学得用心，平时也注意自己的行为，学以致用。徐平回京的时候，他曾经到过新建成的永宁侯府，被讽劝不视疾而入大臣宅为谑，这两年没事他就连皇宫的门都不出了。当然，对他来说皇宫里也很好玩而且不用听臣僚闲言也就是了。所以就是拿到了正本的富国安民策，赵祯对一些细微的地方也参详不透，身边又无人可问。真正要按书里说的施政，他还要靠身边的大臣，所以吕夷简态度的转变让他特别地欣喜。话说回来，什么都能自己干了，他还用得着看大臣的脸色。喝过了热茶，赵祯道：“今日众卿入内殿，主议京西路去年新政。自徐平到京西路为漕使，钱粮广收，数目颇大，仅洛阳一郡，未兑飞票便就有数千万贯之多。三司手中没有这么多现钱，一直拖着未兑，朝中内外议论纷纷，不知众卿有何话说”吕夷简捧笏：“陛下，去年京西路所行新政，颇有成效，微臣一直留意。河南府的飞票数目确实过于多了，不是三司不兑，而是实在无能力兑，也怪不得他们。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做法，无论如何也是兑不了的，当别想办法。”一边坐着的蔡齐道：“去年王相公提出，可以稳定绢价，让三司铺子以货物做本，发行购物券，用购物券兑飞票。现在绢价已经稳了，不知为何三司也没有这样做的想法。”陈执中忙道：“回大参，这样的想法三司还是有的。只是三司铺子每月所入的银钱，都有用处，如果用购物券兑了河南府的飞票，则相当于透支了三司铺子的数年收入，三司这里就出好大的窟窿，国用无法支持，所以一直拖着不敢这样做。”宋绶淡淡地道：“王相公的办法，在国用充足的时候倒也可行，只是现在国用艰难，三司就是想做，也无法去做就是了。”王曾默默不说话，只是听别人说。现在殿里的人中，只有赵祯、吕夷简和王曾看过了完本的富国安民策，其他人当然不是一点没听说，只是得到的消息都零零星星，不成系统。像这种大部头，不成系统就根本无法插嘴。派石全彬到洛阳查看皇宫，王曾和吕夷简都认定赵祯已经得到了书，甚至咨询了徐平的意见，其实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。但是吕夷简和王曾之间，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看过书，看的书到底全不全，缺了哪些的。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，早朝王曾提议用新政解决京西路的问题，吕夷简同意，赵祯赞同，其他官员沉默。两位宰相达成一致并不能保证朝里没有反对意见，不买他们两人账的人还是有的，可对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，能有什么话说吕夷简改变态度并没有让王曾觉得意外，自己都有晏殊送书来，工于心计的吕夷简肯定也有自己的渠道。他现在的要看是吕夷简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，真地能自己一致吗赵祯见其他人不说话，只好道：“王相公的办法虽有不足，但也不是无法可想。京西路的飞票说到底只是钱而已，货物他们已经卖到其他路去了，三司和地方州县早晚能够收上税来，只是时间必定要晚一些。先把三司铺子的钱用了也不是不行，你们说是也不是”吕夷简捧笏：“陛下所言甚是提前用三司铺子的钱是可以的，但真接用购物券抵账的风险太大，一出意外，三司就无法补救。真要抵账，还要别想办法。”“吕相公如此说，想来是已经有腹案了，必有两全其美的办法”蔡齐忍不住，不由狠狠瞪了一眼说话的宋绶。在这么多人面前唱双簧，当大家看不出来吗这一唱一和的，不就是贬低王曾，抬高吕夷简的身价吗，都是当朝大臣，却耍这种小把戏，真是让人不齿。看王曾低眉敛目，并不说话，蔡齐只好忍了。吕夷简笑着看了看众人，才道：“我看京西路去年新政，实际有个法子是能够解当前困境的，那便是钱庄。目今京西路的钱庄，只是把钱存进去，开存据出来，真正存钱的人要用钱的时候，还是要到钱庄去交割。如果把存据当作三司铺子的购物券，便就可以与西川交了一般当钱来用了。如果在京师开钱庄，再加上京东与两淮，这个数目，就足足可以补上河南府的飞票而有余了。如此一来，三司不但没有亏空，手里的钱反而又多了些。”听到这里，王曾就知道吕夷简必然是也得到书了，因为这正是富国安民策里讲到钱法时的内容。把钱庄开成银行，利用存贷息差谋利，然后由中央银行发行纸币，同时进行大宗货币往来的结算，徐平讲得很清楚。这里面的关键，是利用公司制度控制贷款的风险，同时利用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发行量，并减小结算成本。风险控制到最小，同时把资金流动的成本压到最低，才可以保证银行的利润。金融可不是天然能够赚钱的，不这样做的话，银行为了保证利润，向商品经济的运作链条转嫁出来的成本过高就失去作用了。制度是这么个制度，但对制度的理解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。最少王曾听了吕夷简说的话，就觉得他的认识与自己不同。徐平在富国安民策里一直强调的原则，是一切制度与措施都是为了商品经济的链条正常运转服务的，只要这根链条正常，财富便就会不断地增加，整个社会都会平稳发展。这就是王曾在书里划出来的那一句：“公利本于私利，而用于万民，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。”义与利的统一，是王曾认为的关键。但是吕夷简的话，恰恰是把这最重要的原则给绕了过去，让王曾心生不快。关于银行制度徐平书里说得明白，最大的作用是给商品经济的运作提供便利且源源不断的资金，而不是为了让国用充足。国家所需的资金，应该是从其他方面收上来，不能靠印钱印出来，这是基本的原则。能够通过正常渠道收上钱来，才说明经济运转正常，整个社会的财富在增加。银行里印出来的钱，必须以经济的需要为准，不管是多了还是少了，都是有害的。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，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本，一旦背离了实体经济，那就有害无益。吕夷简所说的，一开口就是印了购物券，不但是兑了京西路的飞票，还让三司的手里凭空多了一笔资金，可以补充国用的不足。这样的认识，是跟富国安民策截然相反的。强自忍住心中的疑惑，王曾对吕夷简道：“我有一事不